01
崔健原名不叫崔健，叫崔建军，父亲是去过朝鲜的侦察兵兼小号手，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一名成员。年8月2日，崔健呱呱坠地，出生没几个月，就闹了场大病，连续数天高烧，身体严重脱水。医院输血的时候，全身上下连可以扎针的血管都找不到。情急之下，护士只好一顿“暴打”，趁着崔健哇哇大哭额头血管突出，这才在他脑门上扎了一针。
父亲将崔健抱在怀中，琢磨着该给他取什么名字时，心想：“你要是早一天出生就好了，早一天就是8月1日建军节了！”作为一个老派的军人，他希望在儿子身上，能继承军队优良的品质和坚毅的荣光，想来想去，他索性把儿子出生日期改了，直接改成了8月1号，然后给了他一个名字：崔建军。但是，长大的崔建军觉得名字缺乏个性，于是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名字：崔健。两个名字，发音一字之差，仿佛奇妙的隐喻，暗示着崔健日后会发出怎样的呐喊。
因为父母有频繁的排练、表演任务，崔健很早就被送进了全托幼儿园。在幼儿园里，他显得特别不一样，比同龄的孩子有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习惯性地去独立观察和思考。4岁那年，他跟父亲去东四人民商场，看到一个老头在路上吃冰棍儿，迅速挣脱了父亲的手，冲到老头面前：“大爷，这么冷，你还吃冰棍儿？”老头被吓了一跳，没理他，笑着走了。崔健扭身又去找他爸，问：“冰棍儿不是夏天吃的吗？”
15岁那年，社会上有种老式录音机，崔健特别想要一台，直接跑去找他妈：“我想买台录音机，你借我块钱，我保证以后还给你。”块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妈的看儿子这么认真，真就借了。崔健喜滋滋地将录音机买回家，第二天，便好奇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儿，于是拿来刀子、改锥把录音机拆了。拆是拆了，但装了一天也装不回去。晚上父亲回来，崔健本想撒谎，谎话还没说出口，脸就憋得通红。崔健父亲曾说：“我儿子就那德行，宁愿挨打，也不愿说一句谎话。”
02
崔健12岁那一年，上山下乡的狂潮仍旧汹涌。为了不让儿子跑去当农民，崔健父亲想着让他学一样乐器，这样便能名正言顺地进文艺团体。那天，父亲给崔健一架手风琴，“你把这个练好，以后会派上大用场。”崔健懵懵懂懂地练习了几天，最后把手风琴撂在父亲面前：“不喜欢。”父亲又朝同事借了一支双簧管回来，崔健坚持吹了两天，又给扔了。父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就在这时，崔健却拿起他的小号，费劲地吹了两声，说：“我喜欢这个。”
令崔健父亲深感诧异的是，身体瘦弱的儿子在小号上，居然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崔健抓起小号没几天，就能吹出流行歌曲《我爱我的台湾》，开始没日没夜地练习。这时，老师找上门来，拿出崔健的作文，对崔健父亲说：“别让他吹什么小号了，这孩子有文学天赋，你该让他看书写作。”崔父一听，动摇了，可崔健偏不：“不行，我就要吹小号！”半年后，崔健就在文艺小组吹《长征组歌》，一年后，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崔健父亲顿时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住了，那首曲子，多少人吹了半辈子也吹不好，15岁的崔健却磕磕绊绊吹了下来。
没多久，沈阳文工团来人了，想让崔健去那边当小号演奏员。结果崔健母亲一听：“不行，孩子从小就没在我身边长大，以后跑那么远我更见不到人了。”又没过几天，北京文工团来人了，崔健这下变机灵了，瞒着母亲，先跟父亲把事情给定了下来。正要去，学校却又不同意了，“你们说走就走，像什么话？”到最后崔健哪儿也没去成，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是结束了，可崔健却成了一个待业青年。父亲看他整日无所事事，也不催他：“不想工作你就先在家待着，待到有了适合你的事你再去。”
直到年，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这才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员。这时候，他身上的反叛性也跟着出来了，进团不久，他就留起了一头长发，父亲看了：“你这像个什么样子，流里流气的，赶紧去给我剪了！”崔健跟父亲顶了两句，拗不过，最后跑去理发摊给自己推了个光头，回家给老爸一看：“这下您老满意了？”又没过多久，崔健回家的时候，身后背着一把弦乐器，也就是吉他。父亲看了：“怎么？小号你也不吹了？”崔健说：“吹着小号我怎么唱歌？”那时，崔父用忧虑的眼神望着儿子，怎么也想不到，儿子会用手边的乐器，令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痛哭流涕。
03
最开始教崔健吉他的，是个只会三首曲子的蒙古工人。毋庸赘言，没过半个月，崔健会弹的曲目就超过了他，并开始四处求教，花大量时间摸索，白天在团里吹小号，夜里找地方练琴。在一次外地演出上，表演完毕后，崔健跟几个同事在后台休息，说话间，他顺手抄起吉他，深情款款地翻唱了那首《草帽歌》。苍凉深沉的歌声瞬间让空气凝固了，一个姑娘居然听得掉下了眼泪。曲毕，身边的同事黑子对他说：“你小子可以啊，以后有机会上台唱唱。”
但很快，崔健不满足翻唱，他觉得总是翻唱外国歌曲没什么意思，于是哆哆嗦嗦地提起笔来，写下了《我爱我的吉他》和《艰难行》。同年，他和刘元等六人组成“七合板乐队”，偶尔搞搞小创作，大部分时间还在模仿。年，崔健录制了一盘《梦中的倾诉》，年，又拿十首歌集结成了《浪子归》。但这张专辑并没有强烈的摇滚色彩，更多的是一些乡村和民谣的旋律，甚至带着一点舒缓、哀怨的小情小调。那时的崔健，还在发育之中。
要知道，当时在北京地下的摇滚圈，崔健虽然有名，但还没到首屈一指的地步，即便在乐队里，他也是三个主唱之一。虽然出了磁带，但在许多大人眼里看来，他更像是个没什么正事的“小混混”。那时玩儿摇滚的，基本上都被父母讨厌，崔健父亲算是比较宽容的，没给多少脸色。玩儿摇滚的朋友曹平来家里玩儿，崔健父母也会客气地留他吃饭。可有一天，曹平刚敲门进屋，崔健直接就黑着脸把他叫到了外面：“今天不在家里，我们出去吃。”两人来到河堤上，崔健突然说：“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里的歌词。
想当初，中国摇滚圈的人，有的苦练吉他，有的想做鼓手，有的把披头士的歌唱得倍儿溜，唯独崔健一个人选择了走原创。他每天蹬着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几乎没用的英语，就是为了弄明白如何写一首曲子。曹平回忆说：“那时他真是一无所有，跟父母住在一套老的两居室里，手边放着吉他、小号、乐谱、磁带，连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逼仄和窘迫中，崔健开始了自己穿透性的呐喊。
04
年5月9日晚，“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很多人都说那是中国摇滚的诞生之夜。上台前，崔健觉得穿西服太别扭了，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那你穿我这个吧，我爸冬天套棉袄的。”崔健匆忙换完，挽起宽大的袖子就登台，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一高一低。担任伴奏的键盘手梁和平永远记得，当他在键盘上摁出第一个长音后，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他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因为在那个年代，在很多人心中，这样一个声音被盼望了太久。
崔健开口唱《一无所有》时，台底下好多人听着都傻掉了。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片刻安静后，掌声和口哨如雷涌动，人群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演出结束。每个人都对台上这个青年感到好奇，这个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小子是谁？而当时，也有不少人愤然离席，其中一位是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斥责演唱会的负责人王昆说：“你看看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一无所有》之后，首先带来气场改变的是音乐圈。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地下摇滚圈有人兴奋、有人嫉妒。崔健在圈子里的地位迅速变重，以至于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连主流乐坛的人也在偷偷唱《一无所有》，这首歌传到美国，艺术家陈丹青听了，当即就热泪盈眶，一言不发。乐评人金兆钧私下拿磁带转录了一盘，一个朋友来玩儿，他拿出歌一放，朋友说听不清唱的到底是什么，金兆钧就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那个朋友读了两三行，嚎啕大哭。那时，几乎所有听了《一无所有》的人，第一反应就是震撼，心头血液叠涌，无怪乎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唱完《一无所有》，大家都跟崔健走了。”
随后，崔健多次进北大表演。第一次去的时候，效果一般，气得北大才女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大骂：“我对北大的观众失望透顶！”第二次出现在北大，崔健轻声问：“北大的学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说罢，飓风般的音乐声坠击四落，整个现场都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学生们站在凳子上疯狂地叫喊。所有没听到崔健的人都追悔莫及。于是北大再次找到崔健，要他务必再唱一场，这一次，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北大学子发疯一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
不久后，崔健再次在首体演出，“北大崔健后援会”也随之登场。崔健一上台，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全程站着看完演出，保安多次劝阻也抑制不住他们的热情。这一幕，成了崔健演唱会司空见惯的场面，只要是听崔健唱歌，人们就很难不站起来。以至于很多晚会没人敢排在崔健后面，因为没谁相信自己能比他更镇得住台。而在另一方面，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的演出实在太具有“煽动性”了，这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出版，原本这盒磁带几周就可以搞定，崔健却力求完美，录了整整一年。最后仅在四川省就订出了40万盘。正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崔健在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2年前，他的门票也就七八毛一张，这次演出居然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尽管如此，依然一票难求。散场以后，现场座椅被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所以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
06
年7月的一天，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里，崔健和梁和平等人闲聊时，突然有人说：“明年是亚运会，我们能不能借此机会，组织一次为亚运集资的巡演？”举行一次遍及全国的摇滚巡演，这是崔健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如果能成，对中国摇滚的意义不言而喻。最终，通过各方面的商榷和沟通，崔健终于得到了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一场伟大的摇滚长征正式启程。
这场巡演造成的轰动效应，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首站，1月28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随着崔健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成千上万双手跟着节奏一起挥舞，许多人含着热泪唱完了《一无所有》，整个会场的空气都在剧烈燃烧。演出结束后，无数人堵在门外，只是为了求得崔健的一张签名。接着，3月17日的河南郑州，这个全国出了名搞不好演出、票价从来没敢定到高过10元的城市，团队把票价定到了12元，依然爆满。崔健唱《一块红布》时，全场人点燃打火机，在会场中奋力燃烧着他们全部的激情。
然而，年4月12日，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按计划，将在5月奔赴上海、南京巡演。可没几天就接到通知：演出就此结束。而在这之前，便早有人赶到成都，专门给崔健传达过“三条精神”：
1、不许说煽动性的话语。
2、演出过程中不要下舞台。
3、不要让观众们站起来。
没有人明确地告诉崔健停演理由，但从这三条指示中已可窥见一斑。
摇滚长征之路就这样中断了，盈利得来25万元以征税名义被扣。此后10多年，崔健在北京的演出，要么被无故取消，要么很难拿到批文。当《一无所有》拉开摇滚时代的序幕后，黑豹、唐朝、魔岩三杰相继出现，直至年香港红磡的演唱会，中国摇滚在迎来辉煌的一笔后，却又迅速关上了春天的大门，当初那个令千万人热泪盈眶的崔健，也在时代的幕布下转过了身去…充满愤怒、批判和质疑的摇滚乐，最终没能在时光中汇成一条巨流…
07
对于无法在北京开演唱会，崔健从没有公开抱怨过什么。虽然他再不能像当年那样振臂一呼，但年后，还是干了不少事情。在唯有港台歌手才能卖疯全场的广州，崔健年的一场演出依旧掀起风暴，成为90年代《一无所有》最后的呐喊。而随着大大小小的演出越来越多，崔健那股较真的劲儿又上来了。因为电视台和商演提供的设备太差，呈现的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崔健干脆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
崔健说，90年代末，自己开一辆桑塔纳去接外国朋友，那个朋友看了他开的车之后说：“如果中国最好的摇滚歌手只能开一辆桑塔纳，那说明中国根本没有摇滚。”崔健听了，笑了笑自嘲道：“这件事的根本责任在我，按常理来说，我的确应该成为一个富人，一个亿万富翁，然后再去带动整个圈子。”三十多年来，崔健从没说过不接受商业，但就个人而言，他很少接什么广告代言，曾经有一款洋酒想找他代言，出价万，谈了两个月，各方面的细节都到位了，最后时刻，崔健还是拒绝了签字。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崔健希望有外界力量积极地推动摇滚，但不希望任何因素去腐蚀艺术。他知道在新时期的浪潮下，商业很重要，但艺术不能为商业无限度的下跪屈膝。
崔健真正在意的，还是艺术上的那个“真”字。年8月7日，崔健在北京发起“真唱运动”，罗大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带头签名。随后，崔健全国巡演，四处宣传真唱。很多好事者见了，都冷笑说：“崔健完了，自己开始炒作自己了。”可谁都知道，崔健根本不屑那一套，就如同郑钧说的：“崔健就是崔健，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他站在那儿就够了。”崔健之所以要在“真唱”上下功夫，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才能拯救音乐，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的领悟：“明星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个宠物群体，很多人其实并不把他们当成独立的灵魂，所以也就对这些明星没有什么高的要求，我不想成为宠物，真才是个人该追求的。”
在《晓松奇谈》里，高晓松谈到摇滚圈“老炮儿”时说：“当年很多摇滚圈的人，如今都是老炮儿，他们曾经战斗过，如今都变得云淡风轻了，唯独崔健不是。崔健一开始就是大哥，这么多年过去了，崔健依然是大哥，而且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战斗姿态。”多年来，崔健反崇拜、反偶像，80年代末，北大学生上门朝圣，他不见，杨澜的一个同学到他家里拜访他父母，崔健看了，正眼都不瞧人家，丢下一句：“我不太喜欢跟外面的人接触。”93年去石家庄演出，因为拒绝签名，崔健被一个女歌迷哭着指责。但他却告诉那些喜欢他音乐的人：“这种偶像的东西非常讨厌，它是音乐带来的副作用，是一种病，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尊重自己，就更没有人能够尊重你。”
崔健拒绝当偶像，也拒绝被外界的力量绑架。哪怕这种绑架是“善意、正义”。年，崔健的女歌迷韦志华，组织起一批同样热心的崔健歌迷，为一批国民党老兵救助捐赠。最早的时候，他们使用的集体名字，本是“北京摇滚乐爱好者”，但后来跟老兵和当地政府一接触，索性就用上了“崔健歌迷”，并在每张宣传单上提到崔健的名字，更在崔健的音乐论坛里带动更多人参与，最终为老兵们提供了大量的救助资源。
不久后，“崔健”这个名字，在老兵群体中家喻户晓，很多老兵家属也开始感激“崔健”，连当地媒体都把崔健捧上了天。可崔健知道后，联系到韦志华说：“这是好事儿，应该多支持，但请不要用我的名字。”很多人感到不解，韦志华则意识到：“崔健之所以要对这件事说不，是因为他本就没有做，就绝不攀附。”在崔健看来，“真”大于一切，他无数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08
年9与24日，崔健再一次站上首体的舞台，举办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多年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了，当年听他歌的人走进熟悉的场馆，再一次听崔健唱起《一无所有》，当岁月沉淀，时光匆匆流去，听歌的人只能在回忆中打量青春。而与此同时，崔健重回首体那一年，一档名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引发收视狂潮，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万张选票诞生。崔健的愤怒、摇滚的批判，似乎都不重要了。摇滚乐没能开出当初人们预想的结实的花朵，而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悄然来临…
崔健说现在的自己，批判性尖锐性比以前强倍，但每一次演出，别人口中提起的，依然是《花房姑娘》《一无所有》…他有了更为成熟的编曲技巧，每一次现场都像是一场音乐盛宴，最新的歌曲总是坚持完美主义，稍微不满意就全部推翻了重来。可大众最能够接受和引起共鸣的，还是他以前专辑里的那些老歌。一开始，崔健也跟观众较劲儿，后来，他慢慢理解了观众们的怀念，也理解一个时代是如何往前走的。为什么如今崔健再也无法引起狂欢呢？持续采访崔健多年的王小峰曾说：“如今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别说是崔健，谁也说不清楚。”到而今，我们能够做的是感谢崔健，感谢他曾将中国的音乐带到那样一个高度。
曾经在一个商业晚会上，崔健应邀到场压轴表演，就在台下的人反应冷淡时，崔健忽然说：“大家站起来吧！”结果呢，台下没有一个人响应。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每一个小节里，崔健都力求完美地表演了全部曲目。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年的演唱会上，当他挽起袖子叫观众们站起来时，再没有多少人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
那一刻，崔健知道，在新世界的浪潮下，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改变眼前的现实，但至少，在这个混乱、高速膨胀的世界里，还可以选择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事情，选择清醒地观察时代，做一些坚实的思考，而不是为虚荣和光芒去做任何媚俗的妥协。北京交响乐团的指挥谭利华曾说过：“我说不上来什么是所谓的摇滚精神，但崔健身上，一直有他自己的精神。”对一个脚踏实地的创作者、艺术家而言，曾经山呼海啸的辉煌早晚都会成为过去，但对自我、对艺术的追寻永远不会止歇，那颗宝贵的、求真的心，始终熠熠闪光。而高贵的艺术，一如真实的英雄那般，永远不会被世界的喧嚣所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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