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科学
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壮大，一批先富起来的优秀科技企业家逐渐成为公益标杆。如何引导科技企业家和科学家投入到科学公益之中，资助科学研究，在我国已经迎来了一个契机。
本期，咱们聚焦于科学公益基金。科学公益基金是指包括富人的赠与、私人基金会的科研拨款和指定用于研究的捐赠收益。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今年将有3份提案，涉及大湾区、共享经济与基础科研三大话题。
“民间对科研其实有很大兴趣和热情，但确实还是有一些现实问题。”
沈南鹏
在他执掌的红杉资本投资项目中，估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不完全统计）：
有数据统计，年之后，12家超过亿美元估值的独角兽中，红杉捕捉到9家。目前中国的个独角兽数中，红杉投资的独角兽数量达到50家，占比近30%。如果按照上市公司市值计算，目前红杉中国投资的上市公司市值超过亿美元。
美国科学公益的发展概况
科学公益基金，包括富人的赠与、私人基金会的科研拨款和指定用于研究的捐赠收益。科学史表明，早期科学研究大部分都依赖于私人资助。美国科学公益的一个重要起点来自年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Smithson）的遗赠，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史密森学会”时至今日仍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一，也导致了美国公益捐赠方向的转变以及一系列私人捐助的学术机构的出现。
如今，公益基金在美国科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年8月，美国科学慈善联盟（SPA）对加入美国大学协会(AAU)的27所大学做了问卷调查，发现：年，私人赞助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达22亿美元以上；其中，生命科学获得了约10亿，行为与社会科学2亿，物理科学1.59亿，人文和艺术0.9亿，数学0.36亿，“其他”类别6.5亿（图1）。22亿美元当中，来自基金会9.79亿，企业4.81亿，个人3.82亿，各类公益组织3.13亿（图2）。
图1年对科学研究的公益资助。“其他”学科包括：工程、商业和工业、以及其他未能被归类的交叉学科。
与之对比，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资助大约是每年亿美元，但从年开始不断下降，累计超过11%。-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政府资助部分增长不到1%，企业贡献总计不到6%，科学慈善资助占比近30%，且以每年近5%的速度增长。在政府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公益资金成了基础科学的诺亚方舟。
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美国大学都认为，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公益基金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通常花费在政府支持有限、企业支持无望、更高风险、更冷门的早期研究项目上。比如，-年保罗·艾伦（微软创始人之一）等人对ATA（艾伦望远镜阵列）和SETI（搜寻地外文明学会）捐赠了超过万美元。
最近这十年，私人捐助还扩大到了开拓性的尖端科学领域，如：马斯克关于火星探索和火箭回收的研究，俄罗斯富豪尤里·米尔纳投入2亿美元推进的外星生命搜寻计划，以及盖茨基金会和“陈-扎克伯格计划”试图对抗人类重大疾病的项目。
企业家与基础科学
未来科学大奖我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大奖，现在设有“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及“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单项奖金万美元。未来科学大奖由企业家捐赠人共同捐赠，沈委员是未来科学大奖捐赠人主席。
沈南鹏透露，他们打算做一项改革：以前，每位捐赠人承诺捐赠20年；现在，各位企业家捐赠人拿一笔钱出来，成立基金，靠着投资回报和利息，效仿诺贝尔基金会的模式，让捐赠池永续下去。
“可是，这个基金只能注册在海外。”沈南鹏接着讲，“做个人奖励，基金可以注册在海外；但如果你想用这笔钱投入基础科研，那一定要在国内设置。”话音一落，其他委员低声讨论了起来，有人感慨，这个确实很难。
在沈南鹏看来，社会力量基础支持科研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社会捐赠为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科研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二是通过设立新的民间科研机构为基础科研拓展增量空间。
基础科研，绝对是社会捐赠的“冷门”领域。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约为亿元。综合各方数据，其中捐赠向基础科研的资金比例还不足1%。参考美国，自年起非政府部门基础科学研发投入就超过联邦政府投入，且一直保持在两倍以上的规模。
怎么让民间的钱也流向短期内难出成果的基础科研？沈南鹏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税收调节。提高个人/企业捐赠于基础科研领域的税收优惠，引导更多捐赠资金进入，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科研领域，还可以给予更大优惠力度。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额度也给予了限定，比如当年个人捐赠超过应纳所得额30%的部分不享受税收优惠，且无法结转到下一年度享受优惠，于是，捐赠人干脆降低捐赠额度，或者施捐境外。
在德国，个人捐赠额度在年收入20%以内的可申请税收免除，20%以上的部分可转结到下一年；
美国规定，超额捐赠在应税收入三倍以内的，可以结转五年全部扣除。这些规定从税收制度上鼓励了个人捐赠。
其实，目前我国已有一支民间科研力量——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它以实现公益为目标，可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其实，像大名鼎鼎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我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就相当于一个科技类民办非企业。
“我们国内的企业家，愿意在基础科学研究上进行投入，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商业应用。”沈南鹏强调，“如果能够在民非机构上给予更多支持，我相信会有更多资金进入基础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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