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文史哲
本文为《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
译者后记
译者后记
詹镇鹏
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第一时间拜读了高彦颐教授的《砚史》。之前读过高老师的早期著作《缠足》和《闺塾师》，与本人研究虽无直接关联，却顺藤摸瓜，了解到她近年转向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期待其新成果。关于中国文房用具的中英文出版物十分少见，而且多属于收藏鉴赏类的介绍性读物。难得有一本学术书，尝试从零碎的故纸堆与实物中，用朴实的语言勾勒出一枚砚与其相互纠葛的人物的历史轨迹。制作、购藏、题咏这些“物”背后的“人”，泰半湮没于历史中，却逐渐引起学者与业余读者的兴趣。《砚史》无太多的高深理论，行文紧凑简练，值得引入国内，与学界同好共飨。
为此，我将此书连同其他中国艺术史的英文新著，向彼时仍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肖帅帅编辑推荐。年底，毛遂自荐而试译的章节经高老师过目，得到其肯定之后，我有幸参与翻译本书，才有这篇后记的诞生。
学术翻译与研究同理，皆强调“术业有专攻”。本人虽擅于明清艺术史与宫廷器物，仍需通过扩展阅读，进一步掌握相关知识，包括北宋至清代文人赏砚知识之发展，以及端砚的制作过程。翻译工作与博士研究时间上虽有重叠，但前者安排更随心自由。因此，翻译本书是论文研究写作之余，有效的放松调剂方式，全然不觉枯燥。全身心投入翻译初稿，花费大约三个月时间，在年春季完成。随后大半年就是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数不清多少次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包括开采端石与雕砚工序），爬梳大量参考文献；多少次为了衔接前后行文，琢磨半天才找到一个妥帖的句式表达。不知不觉之间，自我意识就会代入作者笔下的砚工行列，以笔代刀，在狭小的空间内（书桌）忘我地雕琢文字。在书中，高老师将清代匠人与士人，以及各自所擅长的技艺作类比，认为二者皆劳心劳力、不分贵贱，个人对此深表认同。
翻译本书初期，幸得高老师协助，提供原书使用的古籍善本（林家《砚史》、余甸《余京兆集》、谢士骥《春草堂诗钞》等），以便参照引文。完成书稿前后，一些细节需要通过邮件与作者反复沟通，均获及时答复，令问题迎刃而解。翻译是追循写作者思路的过程，从中可一窥高老师身为老练学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与严谨学风。年底提交书稿后，她更在繁重的教研与行政事务之余，细心地审阅、校对我的译文。《砚史》原书针对的是欧美汉学界与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英文读者，部分字词及行文需要根据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作相应调整。高老师显然意识到这点，对中文译稿的标题与内容进行一定的补充与修订，与英文版有所区别。
《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内文
将译稿交给出版社之后，我与高老师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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